民国为何有这么多土匪，4亿人口不到，有2千多万土匪_今日播报

民国时期的匪患，是特定时期非常特殊的社会现象。长期以来，土匪在官府与民众的夹缝中生存，一方面躲避官府的打击，另一方面还要从正常的生活状态中脱离出来，断绝与社会的正常交往。

(相关资料图)

民国时期土匪和其他时期不同，他们充分利用各种的社会矛盾，与官府、民众、地方乡绅以及其他的帮会等一起形成了一种对抗而又互助的关系。无论是对抗官府或者社会，或者人民保护者的身份出现，抑或地方乡绅的对抗者等，他们都能够在严峻的生存环境当中，进退自如，有着自身的生存哲学。

土匪文化

什么是土匪呢？如果按照英国社会史学家霍布斯鲍姆（E．J．Hobsbawn）的定义，他认为，从法律上来讲，任何以群体暴力的方式，从事抢劫或者袭击活动，都被认定为土匪。中国社会史专家幕少卿认为，土匪就是超越法律范围进行活动，但是又没有任何政治目的的团伙。从他们的定义来看，土匪从来没有消失，他们只是换了个称呼而已。

民国时期，土匪这个社会群体是非常庞大的，1930年，据《申报》统计，土匪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，如果按照当时最高峰4亿人口来计算，也就是说1/20的人口成为土匪。如果你打开全国地图，没有一处没有土匪的。

拿湘西来说，在这里参加土匪，几乎成为一种生活习惯，直至解放前，这里的土匪还有近20万，而本地人口也没有超过300万，也就是土匪比例在6%以上，如果再考虑人口比例，1/6成年男性的数量，也就是说有30%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是土匪。

如果一个群体当中少数派，可以进行有效管理，如果多数人都成为土匪，肯定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。湘西地处山区，很多成年男性为了逃避兵役，不得不跑到山上避难。民国的土匪已经是一个正常社会当中“桃花林”，成为避世的最好途径。

作为如此巨大的有机体，它的思维方式、价值观、以及组织形态，肯定有其文化的趋同性。和其他的民族文化不同，土匪文化呈现一种亚文化形态，它与整个社会虽然是同源，却又天然存在着矛盾性。从历史长河来看，土匪是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，但是如果从个体行为来看，它是心态失衡，自我走向迷茫，走向文化错位的开始。

就像电影《出租车司机》、《小丑》所呈现出的一种社会错位，当越战回来的战士，无法适应正在巨变的社会，当“小丑”弗莱克，无法与社会和解，之后就是整个群体的引爆。实际上土匪寄生于当时社会环境当中，甚至在当下能够获得很多人的同情，是非常耐人思考的问题。

土匪的地域性

民国土匪，都会依托相对固定的地理区域，在某一区域内进行反抗社会的活动，在这个社会群体当中，方言与民间的宗教，往往是土匪亚文化形成的根基。

中国的方言千差万别，同一个事物有时候隔了一座山，一条河，称谓往往都不一样。为了联络队友，对抗敌人，土匪在本地方言的基础上形成黑话。土匪之所以要使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，与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密不可分的。

比如在豫南地区，土匪的首领被称为“大掌柜”，把家境富裕的称为“肥鸭”，把官府称为“鬼门关”。而在江汉平原，则会把官兵称之为“凛勾子”，把土匪头目称之为“老板”，把剿匪的军队称为“冷子”，攻打寨子称为“打围子”。久而久之，土匪逐渐抛弃正常社会的一套语言体系，把自己从正常社会当中区别开来。

土匪的黑话具有信息加密的功能，因此不能泄露给外人知晓，因此“黑话”也具有临时性。他们在每一次打劫过程中，都有可能把自己的黑话暴露在公众面前，因此为了保密的需要，时常需要更新自己的黑话系统。但是对那些群众来说，掌握黑话，对他们下一步融入土匪群体，也有好处。这些土匪为了招募更多的成员，如果这些群众没有长时间的“心向往之”，也是很难被说服。

土匪的规矩

在共同的价值取向当中，地方宗教起到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。比如四川的袍哥，民众对关羽的崇拜，减弱了人们对袍哥的排斥，关羽成为彼此之间精神的契约，共同遵守关羽的一套行为规则，讲义气、忠诚等。

土匪由于绝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，他们漂泊不定，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，因此从宗教迷信当中的鬼、神、仙、妖中寻找守护的力量，以及获得精神的寄托。土匪需要用宗教作为日常生活的凝聚力量，以及违反规则的惩罚，比如袍哥对于背叛帮会的兄弟，会要求在关羽面前，进行“三刀两洞”的惩罚。

他们在打围、砸窑、绑票、靠窑、典鞭乃至猫冬等活动中总是希望有神仙还有妖的庇护，因此处处流露出一种迷信的心态，办事说话都要讨个吉利。比如抢劫之前要进行占卜，忌讳的词要用替代词，甚至一天当中该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都有详细的规定。

比如：丑不远行酉不东，求财望喜一场空。寅辰往西主大凶，病人遇鬼邪害伤一亥于北方大失散，鸡犬做怪事难成。已未东北必不通，三山挡路有灾星。午申体往西南去，文生下马一场空，逢戍不上巽中去。口舌是非有灾星。

在民国，土匪的产生途径是非常多样的，其中帮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途径。因此帮会当中那些规则，隐语，结拜等，都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。比如湖南常德，红帮招募的时候就以汉寿山山主的名义，会要求入伙之人，喝雄鸡血酒，对天盟誓，永不叛会。河北永丰土匪，则借鉴洪门的很多规则，如《四盟约》、《八赏规)、《八斩条》与洪门的《三十六暂》、《二十一剐》、《十禁》、《十刑》非常类似。所以在民国，土匪对帮会会非常尊重。

土匪与军阀的共生

当然土匪和帮会还是有区别的，一个要生活在社会的阴影当中，另一个可能会游走在灰色地带，但是日常都曝光于社会之中。土匪内部为了保持一种相对和平的状态，不至于因为分赃不均等因素，而彼此争斗，残杀，需要在彼此之间强调一种亲情关系，并且用制度进行保证，以此来形成比较和睦的局面，这一点和帮会是非常相似的。

但是土匪不是一个合法的社会阶层，不可能被社会、法律所认可。所以土匪的世界观是与社会对立的，它杂糅社会各阶层文化的目的，是为了破坏社会，破坏这种文化体系，他们所认可的只有暴力。

军阀割据为这种暴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军阀对钱的需求是贪得无厌的，他们和土匪一样，有组织对农民以及乡绅进行抢劫。通常情况下，土匪对抗军阀的能力是有限的，但是长期的共存，让彼此形成了共生的关系。

军阀可以随时在土匪这里补充兵源。在北洋军阀时期，形形色色的军阀不外乎两种形式，要么是袁世凯的将领，要么自于土匪。比如山东军阀张宗昌、奉系军阀张作霖、桂系军阀陆荣廷等，均以土匪的身份，登上政治舞台。

张宗昌

为了应对接连不断的战争，军阀必须有足够的兵源作为保障，招募土匪成为军阀常用的手段。当时的中国，遍地是土匪，招募土匪非常容易达到扩军的目的。而且很多军阀出身于土匪，对土匪有很深的情结。最显著的就是张作霖的奉军、张宗昌的鲁军、倪嗣冲的安武军、赵倜的豫军、刘镇华的镇嵩军等，这些军队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对土匪的招编而形成的。

时日久了，人们很难分清楚土匪与军阀的区别，人们加入土匪有些是为了生活，很多是想成为军阀，把土匪当中一个跳板，“不特无戾于法，且可以为作官之阶梯也”。

土匪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，它是近现代社会特定时期，发展出的一个产物。很多土匪社会身份是游兵，比如山东地区，晚清官府为了防范列强的入侵，在这一地区重兵布防，当局势缓和，很多官兵会就地解散，甲午战争之后，山东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土匪，据统计，1930年，山东土匪人数在20多万，他们都按照正规军的编制，设置军师旅团等。

按照《申报》统计，山东最大的五股土匪中，郭安一股拥有快枪1000余支，盒子炮500余杆；于三黑一股有九连登毛瑟枪1000余支，盒子炮、勃郎林炮400至500支；而最大的范玉林一股则装备有毛瑟枪1000余支，勃郎林炮800余支，盒子炮600余杆，机关枪2架。

这些拥有精良装备的土匪，熟悉战事，擅长枪法，能快速实现由“匪”向兵的转化。所以土匪到军阀是一条不自觉的道路。

这些土匪主要是兵丁，他们源于军阀，但是他们不希望在统治阶级的派系当中充当第三者，但是他们又无法摆脱这种派系的斗争，而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。

结束语

民国时期，军阀混战，1916年前后，军阀混战几乎没有停止过，到了1925年，军阀混战波及到14个省，直接造成了1928年的陕甘大饥荒，饿死24万人之多。如果再加上自然灾害，迫使很多农民，不得不为了躲避灾害铤而走险，走向土匪的道路。

土匪既是一种职业，也是一个社会群体，它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结构当中，有着自己的一套组织体系。当社会需要暴力维持的时候，暴力也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，它让正常的社会生产无法延续，生产者与生产脱离，社会阶级矛盾激化。

这种尖锐的对立又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下，军阀需要这些游民与破产的自耕农，这些游民即使在财产上一无所有，仍然有其社会价值，仍然能在动荡的社会当中生存下来，如果从社会环境看，不失为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。